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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金融风险:四大重要特征本质与四大防控重点

金融是现代经济、金融生活、经济生活的血液;金融稳定,经济稳定 稳定高效的经济发展是金融风险防控的基础。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是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需要在稳定增长和风险防范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是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本质、根源和关键领域,构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长效机制。

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深入和全面理解是良好的金融风险战的先决条件。 系统性风险一词并非源于金融领域,而是源于对传染病的研究,这意味着大面积、多群体疾病,甚至是由传染病源引起的死亡。 相应地,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指特定金融产品、机构、市场或机制的风险可能对其他金融子领域、整个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重大损害的可能性。

根据历史和国际经验,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四个重要的基本特征

一个是全球性的 系统性金融风险威胁的是金融市场、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而不是一两家金融机构。

第二种是传染性的 很容易从一个市场蔓延到多个市场,使整个金融和经济体系变得脆弱。

3是内源性的 金融结构和制度的扭曲是系统性风险的最直接来源,如高杠杆率、期限错配、货币错配、监管宽松等。

第四,概率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触发和传导最有可能。当局很难确定风险将在何时何地触发,以及风险将通过哪些渠道传播。

宏观经济周期变化和结构演变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 经济周期的波动使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资产负债表被转移到银行等金融市场,最终导致重大风险。 金融风险和经济周期是相互伴随的,金融和经济都具有顺周期效应。 经济结构的重组和调整以及微型企业的破产和重组可能导致企业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并导致金融风险,呈现明显的结构脆弱性。 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内在关联是结构脆弱性的关键。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和结构转型越大,金融风险防控任务就越艰巨。

其中,金融系统的内生风险是最直接的挑战,需要关注领域风险和制度不匹配。 基于合理的假设,金融机构将通过增加杠杆、配置高风险资产和关注长期资产来提高回报率。然而,这将在相关行业或领域带来流动性、资产负债错配、期限错配等内生风险,金融机构的个体理性行为也可能导致集体谬误。 我国许多所谓的金融“创新”都是为了逃避监管,这不仅加剧了各自领域和相关市场的脆弱性,而且加速了综合治理的趋势,模糊了分业监管的界限,形成了混业监管和分业监管的制度性错位。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溢出效应是威胁经济金融稳定的主要外部诱因,容易形成内外风险共振。 1997年泰铢贬值与泰国不审慎的宏观政策、扭曲的经济结构和内部积累的金融风险相互作用,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 最近,美联储加息、规模缩减、特朗普减税以及英国英国退出欧盟、欧元区和日本等政策变化都可能成为诱发中国金融风险的外部因素。

为了防范和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抵御金融风险,必须加强对关键风险环节的应对和处置,重点关注宏观杠杆比率、结构脆弱性、溢出效应和新兴金融技术。

首先,高宏观杠杆率涉及总量和结构,涉及实体部门和金融部门,流动性风险很大。 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研究,2018年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总杠杆率为243.7%,处于较高水平。 2018年企业杠杆率略有下降,至153.6%,但国有企业杠杆率继续攀升至103% 居民杠杆率从2016年底的44.8%快速上升至2018年的53.2%,其中房地产贷款增长是主要原因。 在金融体系中,M2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极高,2018年仍达到202.9%。 杠杆率提高后,流动性风险是一个主要威胁。流动性具有很强的嬗变性,容易导致“信贷突然停止”和“明斯基时刻”

第二,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房地产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等问题是具有结构脆弱性的地方风险,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整体影响的系统。 影子银行为这三个领域提供大规模信贷。与此同时,随着不同金融和经济领域内部相关性的增强,金融监管与分离的界限变得更加模糊,导致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制度性错位。 尽管自2016年以来,中国的金融去杠杆化政策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种结构性脆弱性并没有得到实质性消除,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没有被实质性打破。

第三,外部风险仍然是金融风险防控的长期变量。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经历了高债务和杠杆上升。非常规量化宽松政策的引入和退出带来了全球资产价格和资产配置的变化。一些国家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调整产生了巨大的风险溢出效应。 例如,从2015年初到2018年第三季度末,阿根廷比索对美元贬值了近80% 中美经贸摩擦也对中国的贸易、金融和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需要纳入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框架。

第四,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给金融风险防控带来了新的困难。 首先,金融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能重塑金融基础设施体系 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正在改变支付结算系统,削弱银行支持的支付结算系统的基本功能。 其次,金融技术改变了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内涵。 新的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可能不是“大而衰”的大型金融机构,而是互联网金融技术企业或其他联系复杂的中型机构。 第三,金融消费者进入服务体系的门槛大大降低。老年人和学生已被大量纳入服务体系。风险偏好和风险结构的变化使得消费者保护更加困难。 最后,金融技术兼具技术和金融属性。跨境、非中介化、分布式、智能和其他技术应用可能导致更严重的跨境和混合运营

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作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核心框架,与货币政策和微观监管相对分离,形成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三大支柱,分别对应价格稳定、金融体系稳定和金融机构稳定三大目标 中国可以结合实际情况,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货币政策需要以“多目标”的方式协调经济增长、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重点是宏观杠杆比率和流动性风险控制 货币当局应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调整整体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的内生需求相一致。 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宏观杠杆率持续上升,而过低和过长的利率将很容易导致风险承担效应和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同时,货币当局应考虑金融稳定的需要,但不能完全符合金融稳定的要求;对金融稳定的自由裁量政策需求可能削弱价格稳定的锚定预期,而总量货币政策更难解决金融结构性问题。 最后,央行应在宏观杠杆比率控制、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结构去杠杆化和流动性管理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在宏观审慎评估系统的支持下,正在努力在时间层面和空层面预防和控制风险,充分发挥宏观审慎政策在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的基本作用。 在时间维度上,宏观审慎政策应考虑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的不同步、政策的非线性和动态不一致性等问题,防止资本充足率、反周期缓冲资本、贷款价值比、债务收入比、动态拨备等顺周期效应。 在空层面,宏观审慎政策应侧重于控制风险,如监管规避、影子银行、系统重要性、恢复和处置机制,以及指导政策,如控制广泛信贷、资本要求和利率定价。 在政策体系上,推进金融领域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完善金融产品违约、金融机构破产、市场功能丧失等恢复和处置机制。

微观监管需要机构监管和职能监管,以加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 在坚持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金融租赁、保理、期货、金融科技等行业制度和市场监管的基础上,重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支付结算、金融交易、定价、风险管理、资源配置等微观监管以及期限转换、信用转换和风险转换的职能监管

政策协调和任务协调是建立风险防控长效机制的基本要求。 进一步强化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协调职能,协调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三大支柱的内部联动机制,构建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长效机制 同时,要平衡稳定增长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充分发挥货币财政政策的反周期功能,深化金融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提升金融与经济良性循环水平,在高质量发展中更好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在风险应对和金融改革中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作者郑连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法律与金融办公室副主任;本文发表于2019年3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6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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